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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记·匠人营国》是周代关于城市规划的重要文献,对后代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有很大影响。它蕴含特定的城市规划模式,具有明确的初始总体规划;具有这种规划的城市布局严谨规整,建置主次有序。这个规划模式可能还是西周王朝礼制在城市规划方面的重要内容。《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思想,是西周、春秋时期等级社会的反映。92年12月在青阳县新河镇光荣村金龟原发掘五座墓葬,墓葬形制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主为北宋名臣滕子京之父、和女。这对研究北宋时期家族墓地的布局、葬俗特点,以及滕子京家族史和地方史都有一定价值。随葬的绿釉罐是吉州窑的精品,水晶饰件在安徽出土甚少,可为同类器的断代参考。摹写是文献墨迹复原复制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小字墨迹复制摹写技术,在复制工作中克服了"双钩廓填"方法对笔墨的制约,具有一笔成形、对应表现潜力大、效率高、适合小字墨迹复制等特点,是传统墨迹复制中比较难把握的技术方法。本文在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博物馆对摹品质量的特殊要求,强调在小字文献墨迹复制中发挥摹写技法特点与对应表现潜力、精心墨影底稿和熟练驾驭字形与用笔笔势;强调从专业需要和个人技术素养两个层面把握"摹"与"写"的内涵、强化笔功基础、认知原迹、引入笔意观照;同时强调加大试摹写数量,到意在笔前,使小字墨迹的复制摹写技术成为既符合传统技术特点,又可广泛应用复制各种小字墨迹文献的文物复制技术,从而提升文物复制件的品质,使传统文献墨迹复制技术在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文中采用拉曼光谱分析法和薄层色谱法,对河南博物院院藏袁世凯蓝呢礼服上蓝色染料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袁世凯蓝呢礼服上蓝色染料的化学成分为靛蓝,说明了靛蓝染色布料在当时已经始出现,这在科技史和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按照二里头遗址第四期与偃师商城期同时而分属夏商文化的观点,根据已有发现,比较了二者文化遗存的景况。发现除府库与池苑为偃师商城特殊设施,在二里头遗址还未发现外,其它诸多方面,如遗址面积、宫城与宫殿建筑规模、墓葬数量与随葬品的丰俭程度、手工业作坊规格等,偃师商城期都较二里头遗址第四期逊色。到底二者孰主孰次?偃师商城期遗存是否与成汤亳都匹配?需认真思考。"圭瓒"在册命金文中是极为重要而且特殊的赏赐物,具有传世文献中"命圭"的性质和作用。究其原因,被赏赐者身份与位的尊崇、是否属于重命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在关乎王朝存亡的危机时刻其人是否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否扮演力挽狂澜的角色。据传出土于山西的一批贾国青铜器对于研究贾国的历史十分重要,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明确了贾国的地望,反映出强烈的周文化特点。从这批铜器的本体出发,还可以探讨贾国的财力、爵位、外交政策以及灭亡的一些史迹。另外贾子叔子屖盘不是西周姬姓贾国的器物,具有强烈的海岱文化特点。罗汉寿字插屏是故宫旧藏的一件祝寿题材的插屏类文物。这件文物的屏心上面布满了精浮雕,这块浮雕由人物、动物和植物等形象构成,而且这些形象都是表现祝寿寓意的常用传统形象。就浮雕艺术而言,这块浮雕在雕刻方式和形象上都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本文从浮雕艺术的基本方式入手,对其分层方式、构图、形体压缩、雕刻手法及造型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剖析和阐释,总结了它们的特点,并深入分析了这些特点的形成原因。指出由传统的尊卑观念形成的等级主次意识、类型化的事物认知方式、概念化的形象设定三者结合是这件插屏浮雕方式特点产生的直接原因,而注重表意、"意大于形"的传统"道、器"关系认知则从深层促使了这些特点形成。甲骨文与传世文献互证的结果表明,商代前期的先王世系以"兄终弟及"制为主,而以"父死子继"制为辅。这种制度保留了较多的游牧氏族社会的特征。以此上推先商先公时期,其保留游牧氏族社会性质应该更浓,因而先公世系更应该体现"兄终弟及"制特征。然而《史记.殷本纪》中所载先商先公世系则为"父死子继"制,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甲骨文祭祀制度中有"只祭所自出之先王,而非所自出之先王则不与"的原则。据此推测,《殷本纪》所载先商先公世系,只保留了先商先公的直系世系,而旁系先公世系被淘汰省略了。现据甲骨文,我们可以试拟补出那些被省略掉的旁系世系,从而大致复原出以"兄终弟及"为主的先商先公世系。7年许昌市文物工作队抢救性发掘一批墓葬,其中两座金代墓葬,虽被盗扰过,但仍出土各类随葬品27件。其出土的钧瓷,可作为钧瓷断代研究的参考。M2为壁画墓,壁画内容表现了墓主人生前日常生活的场景。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金代历史、佛教流传、金人的丧葬习俗等方面了珍贵的。历代刻帖费时费力,而在明代私人丛帖中风气之先的《停云馆帖》,却并列了三个版本的《黄庭经》,一个是作为对王氏法书的收录,一个是作为文氏自家书法成就的体现, 引人瞩目的是其中还包括了一个《黄庭经》残本。这不仅体现了文氏父子对于书法传统的钻研与继承、对金石趣味的体会与拓,以及对人生幻灭的独特见解,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融入并引领明代中后期艺术潮流的一条独特途径,这是文家父子绝不亚于其绘画成就的文化贡献。对这个案例的探讨,有助于将文氏父子三人的艺术行为加以整合,通过金石学的桥梁使文氏父子不再隔离于近乎分别书写的书画与篆刻领域,进而对明代艺术史产生新的认识。近年来,关于明代经典艺术史与视觉文化研究两大研究路径的分歧与前景曾引起过一些争论,而本文的论题刚好连接着这两个学术取向,一方面法帖自然属于典型的精英艺术,另一方面对于残本的兴趣却将传统艺术史的视野带向了更宽广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