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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是近代文学家、教育家和学者,其作品自然成为学者研究吴汝纶思想的重要参考。黄山书社于22年出版的《吴汝纶全集》,给学术界研究吴汝纶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本。然因载籍甚众,该书难免有遗珠之憾。笔者在阅读博物馆图书馆编《冒广生友朋书札》时,发现其中有吴汝纶应冒广生之请而撰写的一封回信。由于尺牍是吴汝纶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生平、交游、心态等研究的重要文献参考,故本文首先通过对这封佚信中所涉及的人物进行考释,以明确此信的写作背景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其次结合萧穆、周星诒及吴汝纶等人书信,对信中的"蚊船亏累案"进行了补充疏证,以了解吴汝纶为解决此事而的各种努力。 依据信中的内容并结合相关史料,对这封信的文献价值进行评价,从而让人们既能领略吴汝纶的人格魅力,又能了解到他对冒广生的巨大影响。内从唐玄宗朝始就是服饰赏赐的重要受益者。但到晚唐,随着宦把持政权,被动受赏已不能满足其需要。从已掌握的晚唐墓志材料看,内侍省身居要津的局很可能是"赐绯"与职事同授,而内侍省省与清要局也存在使职与"赐紫"同授的倾向。"紫绯"的"赐"、"授"转换,实际是内集团强化自身政治 的意志体现。考古材料中所见的方形帐篷形象,可以为了解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族群互动新的视角。一方面,此时期出现的具有平城特色的陶制方形帐篷模型,作为蒙古包式框架结构帐篷的一类亚型,反映了北魏早期鲜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另一方面,北朝后期在华西域人所使用石质葬具上的浮雕装饰图像中黑帐篷与蒙古包式帐篷形象的出现,以及载帐架骆驼俑和有关商旅出行题材的使用,则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展示了此时期中西方贸易伴随丝绸之路发展而不断繁荣的情景。随着中原地区人们对帐篷这种游牧民族符号的认识和接受,"胡风"逐渐发展成为流行于当时社会的一种文化风尚。河北省博物馆收藏有辛亥元老王葆真的夫人汪芸女士的一封信函,笔者曾结合相关文物史料,考证出汪芸女士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招收的首届状元。后来,笔者读到黄郛夫人沈亦云女士的传记,自述早年报考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届,入学成绩"忝居 "。由此,对先前考证的汪芸为首届入学名的结论产生疑问,究竟谁是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首届状元?本文结合相关文献进行重新考证后认为,因清末女学初兴,生源有限,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创建之初,先后在北京、、天津三地分别进行招生及,且分别记录名次,故首届状元非汪芸一人,而是三地各有一名成绩者,分别为汪芸、葛敬诚和沈亦云。而三状元之沈亦云、葛敬诚又分别居部、第二部等毕业生之列。邙洛墓志结合考古发掘及文献记载,洛邑成周遗址应在洛阳老城至瀍河两岸,只是城圈尚未找到。今孟津庄村东小冢出土北魏文昭皇太后山陵志,确定小冢东南毗邻的大冢,即孝文帝长陵。隋唐墓志所谓的"故仓",实指隋唐东都城外北侧回洛仓。本文从目前已发表的秦汉时期的印纹硬陶考古出发,指出秦汉时期仍是古代印纹硬陶的一个大发展时期,不仅产品数量众多,而且分布极为广泛。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秦汉时期的印纹硬陶划分为岭南区、湘赣区、江东区、东南沿海区四个主要的区域类型,初步梳理了各区域类型印纹硬陶的发展演变脉络及其与当地先秦印纹硬陶的,从器物种类、器形和拍印纹饰诸方面总结了秦汉时期各区域类型印纹硬陶的基本特征,并结合历史背景就不同区域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14年,在封新街口万博时代广场项目建设过程中采集8~11米深处的瓷器(片)66余件,结合隋唐洛阳城遗址以及当阳峪窑址、巩义窑址、文集遗址、观台窑、禹州钧窑和扒村窑等遗址内出土的宋元时期瓷器标本进行比对,并参照该批标本出土的地层深度,我们对该批瓷器进行了初步分期,本文扼要介绍部分界定为宋元时期的75件瓷器标本。殷墟甲骨文记事刻辞中的" "字前人未曾论述,本文结合新出花东甲骨材料对甲骨文中的 、 、 字用法作了一番考察,认为它们实为一字异体,应释为"肇"之初文,含义上有"致送"一类意思;并强调了金文中"肇"字所从的" "并非是"启"字,"启"在殷商甲骨文及西周金文中都是从"又"的,讹变成从"支"应是西周以后的事。清末干路国有政策在推行的时机上操之过急,应当缓图;其推行者盛宣怀所犯的历史性错误在于策略过于强硬,缺乏灵活性;方法上的错误集中体现为股本摊还缺乏政治眼光,斤斤计较,与民争利。考虑到该政策在民国后所取得的截然不同的良好效果,加上世界铁路国有趋向的大势,可以得出结论:干路国有政策是在错误的时机、由错误的人、用错误的方法推行的正确政策。疑尊、疑卣是 近出现的两件有铭西周青铜器。本文根据器形、纹饰和文字特征,认为这两件器物年代属西周早期成王时期。铭文涉及了6个人物,其中鄂侯和宋伯都是西周早期诸侯,宋伯是文献中的宋微子。铭文对西周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